揭祕體檢業造假動機:監管難度大,或能節約鉅額檢測費用

揭祕體檢業造假動機:監管難度大,或能節約鉅額檢測費用
揭祕體檢業造假動機:監管難度大,或能節約鉅額檢測費用

由於投入所限,部分體檢機構在未採購分析儀器的情況下,得向第三方機構外包檢測;即使配置有分析儀器,分析試劑的價格同樣不菲——若能偽造結果,則可直接省掉檢測費用。

“假疫苗事件前,大家都想象不出來還有假疫苗。而在我們(體檢)行業,也有真體檢和假體檢。”

體檢機構“愛康國賓”董事長張黎剛在公開場合的爆料,不點名地將槍口對準了同業:“有些同行會通過護士假冒醫生,也有些同行抽了血做都不做(檢測),把血倒掉直接給結果”。

不過,張黎剛將自家公司排除在了“批評名單”之外,他説,“過去十幾年當中,愛康堅守做真體檢”。

對於“護士冒充醫生”的指責,行業人士普遍認為張黎剛的批評對象之一是愛康國賓的老對手“美年健康”(002044.SZ)。此前,7月底有自媒體稱,美年的醫生疑為“冒充”,標題頗為吸引眼球,引來深交所向美年發去關注函——美年隨後澄清並無冒充。

到底有哪些體檢機構在造假?哪些因素為這些造假行為提供了推動和便利?對此,愛康國賓及美年健康均婉拒了置評請求。

體檢造假的“監管難度很大”

騰訊財經

但美年同時也承認,“部分多點執業醫師存在因相關手續、系統及時間等原因尚未及時完成執業註冊或多點備案的情況”。

然而,澄清公告發布後不到一週,美年健康便受到廣州一家衞生監管機構的行政處罰。問題之一是,自媒體報道中所提及廣州一家體檢中心的部分檢查報告未經署名醫生審核,系其他醫生代簽。

查閲北京及上海兩地衞生監管機構發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在有關醫院、診所及門診部的處罰中,以未經許可配置醫用設備、醫生及護士執業手續問題、醫用器械未達消毒要求、超範圍診療等處罰事項為多。

至於張黎剛在演講中提及的體檢結果造假,暫未能發現相關處罰決定。行業人士表示,體檢結果造假的問題事實上“監督難度很大”,因為讓監管機構監督每一項檢查的想法“根本不現實”,行政成本過於高昂。

此外,檢驗疾病相對較低的發病率同樣助長了某些體檢機構對檢驗結果造假的動機。張黎剛稱,癌症發病率為千分之三,“如果體檢中心抽了血看都不看,出錯的概率也就千分之三”。

前述行業人士還表示,血液檢測的成本依檢測項目有所不同,從張黎剛的表態來看,演講中提到的造假多指利用血液中的腫瘤標誌物來篩查癌症。在這一檢測中,根據篩查方法和檢查項目的不同,體檢機構的報價從3,000元到20,000元不等。

高昂價格的背後是高企的成本。基因測序設備及試劑的生產由少數廠家把控,有行業數據説,即使行業第二名至第十名的營收相加,也難敵這個領域的頭把交椅Illumina公司。

行業人士分析,由於投入所限,部分體檢機構在未採購分析儀器的情況下,得向第三方機構外包檢測;即使配置有分析儀器,分析試劑的價格同樣不菲——若能偽造結果,則可直接省掉檢測費用。

在收購慈銘體檢後,美年健康鞏固了它作為中國體檢市場上體量最大者的角色,其財務數據將能反映行業中第一梯隊的運營狀況:2017年,其體檢業務的毛利率約在47%。營業成本中,人工費用約佔32%,房租物業為17%,其他佔51%——體檢設備及試劑支出均包含在“其他”項中。

常規體檢與用户需求正在脱鈎

張黎剛在體檢行業浸染多年,他的公開爆料將部分市場黑幕置於公眾視野下,但這並非這一快速發展市場所面臨的唯一問題。

其他的問題還包括,第一,常見的套餐式體檢存在侷限性,難以做到精準檢測。

醫生集團“博德嘉聯”的創始人謝汝石觀察到了這一侷限性。就檢查項目的數量而言,他説,某些個體可能不需要檢查那麼多項,但另外的個體可能還不夠,“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並不一致”。

當常規體檢套餐覆蓋不足時,就可能造成漏檢。此前,在美年健康的所謂“腸癌漏檢”事件中,用户體檢套餐中“並無能夠診斷腸癌的篩查項目”,因此例行體檢並未為用户提前做出預警。

另有不願具名的行業人士表示》,消費者希望物超所值,為滿足這一心理,常規體檢套餐中往往存在一些用户較少能用到,但成本不高的檢查項目——體檢機構“不願意賠本賺吆喝”。

同樣,體檢機構也傾向於減少標準套餐的數量,但提供更多的“附加可選包”。從用户角度,選擇自然更為靈活;而從體檢機構角度,用户加選某一體檢項目,意味着其對相應疾病更為重視,“就可以收得稍微貴一點”。

此外,附加可選包還增加了體檢機構與用户間的互動,方便前者縱向挖掘用户需求,通過推銷增值產品而提升收入。

但這也引發了第二個問題:體檢機構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忽悠”用户為不成熟的體檢產品付費。

關注體檢市場的衞生法律專家鄧勇表示,有些體檢機構願意“玩基因檢測的概念產品”。鄧勇是北京中醫藥大學的副教授,同時也是大成律師事務所的顧問。

中國科學院旗下《科學新聞》援引哈森阿爾法生物技術研究院研究員韓建的觀點稱,基因的多態性和疾病沒有直接關係,這導致基因體檢的“假陽性”和“假陰性”比例很高。

這篇報道還引用中科院北京基因組所研究員劉斯奇的話表示,基因體檢提供的是“一個很模糊的信息,只是一個可能性,究竟這個可能性有多大,現在誰有説不清楚”。

問題之三,在於體檢機構可能出現人才斷層,“單純做體檢留不住好醫生”。

謝汝石表示,“醫生的成長需要病人幫助,要介入診斷和治療”。醫院管理者持有類似邏輯,泰康保險旗下南京仙林鼓樓醫院經營院長楊長青表示,醫生能力的維持和提升需要通過診斷、治療的全過程來實現,體檢業務在治療上有天然缺陷。

楊長青表示,例如一家醫院內,若能將體檢醫生崗位與專科醫生崗位打通使用,“主診醫生兼做體檢醫生,運行質量就相對可靠”。然而現狀是,由於缺乏有效激勵,大多數公立醫院的體檢部門很難獲得其他科室醫療資源的充分支持。

數據顯示,儘管公立體檢機構整體體量更大,但集中度則遜於民營體檢機構。

市場機構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6500家體檢機構中,公立醫院的體檢機構約4600家。2016年約1120億體檢收入中,約8成屬於公立機構。

而政府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體檢人數為4.56億人次。同年,美年健康“佈局400餘家體檢中心…全年體檢人次超過2160萬”——美年稱自己為“健康流量入口龍頭”;而愛康國賓體檢人數為549萬人次。兩家機構合計擁有約6%的份額。

事實上,公立醫院並不反對建設自家的體檢部門。一方面,體檢收益相對豐厚;另一方面,門檻不高,對醫生和設備的需求有限,有時還能充分利用醫院已有的檢驗設備。

但楊長青表示,現有機制限制了公立醫院旗下體檢科室間的聯合與大規模成長。具體原因包括領頭機構不清晰,缺乏可持續的激勵分配機制,受制醫院本身的多頭管理,還無法利用資金槓桿——效率較民營體檢機構更低。

事實上,如果公立體檢機構都難以留住好醫生,缺少治療業務的專業體檢機構更是如此。不止一位業內受訪者,體檢去公立醫院。

文|騰訊財經